外展之声
◎外展部 / 林治平

我们正在写历史

马礼逊入华宣教到今年九月四日，即将届满二百年。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当年年仅二十五岁的年轻人，竟然在过去二百年中，成为一个写下历史的人。

写下历史，真好！还有什么比写下历史更好呢？难怪中国大陆的民运人士方励之教授要写下他那本鼓动风潮的《我们正在写历史》那本书，而在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前后，海峡两岸的青年学生在面对记者的访问时，都曾激情万丈的宣告：「我们有一种正在写历史的感觉。」

写历史！写历史真有那么重要吗？历史是什么？历史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在最近举办的纪念马礼逊入华宣教二百年历史图片展及巡回讲座中，我总喜欢与听众朋友或弟兄姊妹分享「我们正在写历史」这个题目。每次分享都觉得自己获益良多，深受激励。是的，年轻的马礼逊用他一生的辛劳，走进中国历史，写下了华人宣教史的第一章。在他之后，来自世界各地历代的宣教士，更以他们的青春生命，流泪、流汗、流血，前仆后继的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写下了惊心动魄、撼人心灵的华人宣教史。如今历史的长流已传承到我们这一代，如果历史是一面镜子，请问：面对过去，我们看到了什么？迎向未来，我们能做、该做、应做的又是什么？

人是历史的果

有人说：「人是历史的果。」真是一点也不错。因为每一个人都活在他自己的历史文化社会的传承之中。历史文化中的点点滴滴，不知不觉的就形成了每一个不同的个体。所以，一个不了解历史文化的人，往往是一个不认识自己也不认识别人的人。现代的心理辅导学家非常强调重视原生家庭及同侪团体对人性格形成的关系。他们会花很长的时间，费尽心思、抽丝剥茧的帮助求治者从他自己成长的历史过程中，重新认识自己、了解别人。一个不认识历史的人，是一个不认识自己、也不知如何与人相处的人。说人是历史的果，真是一点也不错。

人是历史的因

然而，人不仅是历史的果，人也是历史的因。历史是一条永流不息的长河，它不仅是一些发生在过去的事件，虽然，这些发生在过去事件的果子，便是今天。然而，历史的长流当然不会停留在今天，它还是会继续向前奔流。因此，迎向未来的历史，我们就是未来历史的因。因为形成未来历史的素材就是我们，我们不仅是历史的果，我们也是历史的因。未能了解历史的果，我们便不会认识自己；未能掌握历史的因，我们便不知道如何面对未来，成为一个在未来中缺席的人，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

重视历史的基督教

基督教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的宗教。从圣经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书是构成圣经的最主要内容。从此以后，在西方历史文化演变中，历世历代都有许多基督徒，站在历史文化的尖端，一方面承接历史潮流，形成当代文化；一方面尽力诠释历史事件，寻求历史真相，提供未来历史素材，使得西方历代历史文化的内容是一个植基于基督教的文化。须知历史上固然有许多所谓的历史事件在不断的发生，但是，仅有历史事件的外显现象，并不能掌握历史的真相，形成历史。如何诠释历史事件，才是形成历史的主要原因。然而自文艺复兴以后，人的精神逐渐抬头，以人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凡事追求看得见、摸得著、想得通的诠释理论，使现代人只活在历史现象的表层之中，历史的真相反而被淹没不见了，这是特别值得每一个基督徒警惕觉醒的。

说了这么多理论，也许会越听越不明白，以下就让我们从华人宣教史的角度来略加说明吧！

马礼逊是历史的果

马礼逊于一七八二年出生于英国北部诺森布兰(Northumberland) 的一个小村庄中。这是他无从选择的结果，所以他一生下来便是一个英国人。而一七八二年正是工业革命的浪潮在英国北部蓄势待发、蠢蠢欲动之际。在这一股浪潮中，马礼逊就像当时许多英国人一样，随其家人移居到一个新兴的煤矿工业都市——纽加素(New Castle)。他的爸爸决定弃农从工，成为一个制鞋商人，马礼逊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一个鞋匠店的小学徒。而工业革命所引起的社会变迁，自然也波及马礼逊原本平静的乡居性格，终于使他也成为一个浪迹街头的叛逆小子。然而经过一段放荡流浪的生活之后，马礼逊又回到他家族所属的教会中，重新开始了他属灵生命的旅程。而那个时候，正逢西方历史近代宣教运动初起乍兴之际，马礼逊就是在这个时候，知道有关中国的讯息，从而引发了向中国宣教的负担。如果没有这些历史的因素，是不会有马礼逊这个人的。

当然，马礼逊时期的中国也是马礼逊必须接受的历史的果。满清政府严苛的闭关排外政策、澳门葡萄牙政府拒斥基督教的态度、还有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中英关系的专利专卖独占情形，这些历史的果更成为马礼逊入华后无可逃避、必须接受的果。要了解马礼逊，必须对这些历史的果深入剖析了解，否则是完全不可能的。

马礼逊是历史的因

如果马礼逊只是历史的果，历史便会停在原点不动，成为一种宿命静态的历史现象。然而，历史却是一条汹涌澎湃、向前奔流不息的长河，每一分秒均有其迥然不同的形貌。其实，人之异于禽兽者，正是在此。人不仅是历史的果，人也是历史的因；人会在承接历史的果的同时，有所思考、有所选择，一方面承接历史、诠释历史；一方面改变历史、形成历史。因为人既不受限于本能，也不受困于历史，他会在历史的潮流中活出今天；也会在今天的土地中撒下未来。人是一个属于历史、也创建历史的动物。

和马礼逊同时代的许多人，只是他们那个时代历史的果，便只能随著那个时代，消失在那个时代的历史中。马礼逊却不仅是那个时代历史的果，他也是那个时代以后历史的因。历史的果告诉他不能到中国来、历史的果告诉他不可能前来中国居留、历史的果告诉他不可能学会中文、不可能翻译圣经、不可能……、不可能……，马礼逊却把各种「我不能」，靠著神的恩典，一一化为「神能」。马礼逊因此成为一个写下历史的人。

宣教士的工作就是一份写下历史的工作

一个写下历史的人，绝不是一个在历史的潮流中随波逐流的人。他是一个超越历史羁绊，在历史的果中，另结无数奇花异果的人。如果宣教士的工作便是在基督的名没有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那么宣教士的工作便是一件写历史的工作。写历史使我们不会在未来的历史文化社会中缺席；写历史使我们在未来的文化社会土壤中，形成一片好土，使福音的种子可以顺利的落土、成长、开花、结实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

如果我们说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那是因为在过去许多世代中，不断有人献上生命，以血、以泪、不断的在历史中留下痕迹，形成历史素材，有以致之。然而历史的巨轮转至今天，大约从十九世纪以后，基督教却逐渐的从历史中撤退缺席，使得今天所谓的后现代文化成为一个没有基督教的文化，宣教工作日益艰难，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华人宣教史的角度来看，马礼逊固然用他的一生，成为一个写历史的人。在他之后继之而来的许多宣教士，也成为一群写下历史的人。譬如说戴德生家族从一八五三年至今，一家五代连续一百五十四年在中国从事宣教工作。戴氏的名言：「假如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在一八六五年组成中国内地会，差遣大批一流优秀、吃苦耐劳的宣教士，深入中国穷乡僻壤、偏远落后的地区传福音，影响至为深远。他妹妹、妹夫 (Benjamin Broomhall)则在英伦组成反毒协会，奔走游说，促使英国政府宣布反毒政策；他们家的十个子女中，有五个人成为入华宣教士，连续三代在华宣教。戴德生的亲家戴存义师母的爸爸( Grattan Guinness)也是反奴禁烟运动的大将，他有两个儿女在中国宣教，孙辈中亦有多人成为入华宣教士，写下华人宣教史中极其重要的一章。

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亦有许多宣教士成为写下历史的重要人士。这些人如林乐知 (Young Allen)、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丁韪良 (William Martin)等人在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一八六○年北京条约订立前后，直接影响到中国的自强维新、变法革命等活动，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写下了一段辉煌不可磨灭的历史。还有许多宣教士在中国从事医疗传道、慈善救济、社会关怀、教育改革、救灾济贫等工作，在中国文化社会变迁的过程中，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严重的空缺

然而奇怪的是民国以后，华人教会的发展似乎越来越快，但相对的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少，也就是说我们从历史中缺席了。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社会急剧大变的过程中，我们完全缺席了。譬如说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以西方文艺复兴以后逐渐发展出来的「德先生 (Mr. Democracy)」「赛先生 (Mr. Science) 」为号召，承袭了当代西方文化的果，却把西方文化的根源——基督教完全抛弃了。及至一九二二年，发自中国知识界的反基督教运动 (Anti-Christian Movement) 如火如荼的热烈展开，几乎当时所有重要的知识分子都热情洋溢的披挂上阵，诋毁攻击基督教，无所不用其极。然而这个时期的教会，正值所谓的十年复兴时期，对于外界风起云涌的「非基运动」却几乎完全缺席，没有什么反应。

这样在历史中缺席带来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发现带来的结果是华人现代文化社会中弥漫著一片反神无神、唯物现世的思想。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现实理性思考，使得华人文化中这一块土地，正是耶稣在撒种比喻中所形容的前面三种不利于福音种子落土、生长、开花、结果的坏土。向华人宣教困难重重、效果奇差，这应是主要原因。

写历史，面对当代文化，检讨过去历史发展，求主赐给我们智能，不仅明辨分析、清楚认识历史的果；也能投身历史巨流，重新诠释历史事件，寻索历史真相面貌；并且影响当代文化社会，提供未来历史素材，写下历史。

「我们正在写历史！」

在纪念马礼逊入华宣教二百年的今天，这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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