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初老人行世摄化印迹

倒茶弟子

东初老人行世摄化印迹

深入经藏探索纲本作育僧才、树立农禅风范

在大时代的洪流中，东初老人对于圣严师父来说，本来只是当代一位可钦的前辈、长老，但是在1959年，台北新公园举行的佛诞节庆祝大会上，二人的生命开始有了交集。

二人正式见面虽是在1959年，但其因缘可追溯至1948年。当时圣严师父正就读上海静安佛学院，仓卒间即与正游化京、沪的东初老人有过一面之缘，而后到了台湾，师父也曾于北投法藏寺向正在闭关的老人拜年。因此，严格说起来，此次会面已是第三次。

由于在会面之前，圣严师父已用「醒世将军」的笔名在《人生》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所以一经当时担任《人生》杂志主编性如法师的介绍，东初老人立刻对师父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后，二人不但成了师徒，老人也成为影响师父至深的人。 　 东初老人的一生行谊可分三期：一为中国大陆时期（1907～1948年）、二为台湾前期（1949～1966年）及台湾后期（1967～1977年）。在大陆时期，老人不但完成佛学院学业，又因亲近证莲老和尚而对禅定有了更深的体会，无论是戒、定或慧学，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在焦山定慧寺担任监院、方丈及佛学院院长时，更展现了他治事和教育的卓越才能，思想、志业均已趋于成熟。到了台湾后，老人延续大陆时期的基础，在飘摇的时势中更加坚定于佛教文化的出版，并且为弘扬正法而四处奔波。一直到1967年，老人受聘为中华学术院佛学研究所顾问，开始减少外务，专志于佛教史学的著述，转为沉潜传承的阶段。


人间佛教的思想情怀

东初老人出生成长在战火频仍的年代，面对的是动荡不安、人心混乱的社会现况，他深信学佛不仅是为了出世的安乐或个人的解脱，而是具有改善社会现状的积极意义。因此，「佛教在此时能做什么」成为老人不断思考的问题。

1931年，东初老人首先省思到文化传播的力量，于是开始写作论述，并先后发表文章于《海潮音》、《人海灯》、《佛教日报》、《妙法轮》、《觉有情》等佛教刊物。继之9月18日东北事变突起，老人一改传统出家人避居山林的形象，起身代表闽南佛学院参加厦门各大专院校的抗日运动，其优异的表现，令社会人士对佛教徒，尤其是对出家人的刻板印象有了新的转变，而这一行为似透露出老人已深刻体会到当时佛教的困境，并欲起而改变革新。

东初老人一生文化出版、改革僧制的弘化志业均在这一年现出端倪，此后，便陆续展现其专才。而这二大主题也成为老人毕生思索的课题、致力的方向，譬如他在解释1950年闭关的缘由时曾说：「我这次掩关自修，既不专念佛，也不专参禅，我想从如来亲宣的广大经藏海中，探求得佛教真实义理的崇高、圆融的最高原则，以做为将来行世摄化的准绳。同时，现代的僧制太不适合潮流了，我想根据佛陀的遗教，参合古今大德们的训示，研拟出一个能够配合新中国的僧制大纲，以为将来改革僧制的张本。 」

可见，其闭关是为找寻「行世摄化的准绳」以及「改革僧制的张本」，而这二个问题实是相辅相成，有了行世摄化的准绳，也必须有与之相应的僧才，才能完成行世摄化的目的。而东初老人推究现今社会混乱的源头即在于中华佛教文化的崩坏，而中华佛教文化的崩坏亦在于中华整体文化的崩坏，所以他担负起复兴中华佛教文化导师的角色，除支持青年法师多读书，并设立「佛教文化奖学金」鼓励青年僧尼进入一般大专院校或赴国外深造充实世学，还创建中华佛教文化馆、影印《大藏经》，创办《人生》杂志、《佛教文化》季刊，出版的文物图书更是不计其数。

后来他自己还完成了三部佛教历史钜作：《中日佛教交通史》、《中印佛教交通史》、《中国佛教近代史》，为佛教的原型及历经不同时间、地域而转型的佛教，做了一番深广兼具的爬梳，使读者在递嬗兴衰的佛教发展中，体会其中不变的真精神。

但东初老人除文化、教育外，对慈善亦无偏废，自1956年中华佛教文化馆落成起，每年都会举办冬令救济。老人深觉佛教虽以慈悲为本，但很少以行动彰显此一精神，故决意发动各界善信，募集冬赈米，发放北投、淡水、三重、宜兰的贫民、无依军眷等。并且在发放之前，亲自率领受赈人念佛、绕佛、开示佛法，普受皈依，与一般社会的慈善工作已大不相同。

其实不论文化、教育或慈善，背后都蕴涵著东初老人对佛法深刻的体会，即如他在《人生》杂志「创刊号」编后语中所说：「不厌世，不求个人解脱，只基于人群社会需要，应如何做人、应如何完成人生所有善行，保持人生行果不失，人类社会有了完美人性为基础，再进修大乘佛教的德性；研究做人的方法，将成为本刊唯一的宗旨。」可见他认为佛法是不离人间的，唯有放下自我，念念为众生的行果著想，才是佛法真正的落实。而从他的一生行谊，我们确实可见其践履此思想的生命痕迹。


真诚果敢的生命情调

东初老人有上述的弘化成就，一方面缘自于他的独特见解外，另一方面也是早期的文化馆，来自于其真诚直率的个性及果敢明快的作风。而这样的个性及作风，在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中，愈显得铿锵有力。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在1949年，携带「中国佛教会」牌坊自大陆转进台湾，使得佛教在台迅速发展起来，并保障了来台僧人的身心安全，其护教的形象，在人心不安的当时愈显得蓬勃有朝气。

但一般人提起东初老人，总认为他「为人太精明，不易相处」。然而「精明」是由于他的节俭，而「不易相处」恐怕就是来自于他的直言不讳。

东初老人的节俭，可以从他一块豆腐乳分二餐吃看出。老人的行事虽有其原则，但绝非食古不化，譬如有一次慧严法师上山拜访老人，结果却因车子难等而迟到。老人知悉后，即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你们为何不坐出租车？赚钱是为什么？你们不会想到用钱来买时间吗？」可见老人并非一味节俭，而是以事情的轻重缓急及用得是否有价值来衡量，但一般人总是见他东扣西扣的省钱，便觉得他过于精明、吝啬。

东初老人对世事的确有其独到的眼光，譬如他对金钱与学问就有自己独特的一套理论，他认为：「对金钱的态度是口袋里要有，脑袋里要没有，如此则不生烦恼，能省则省，自利利他，皆大欢喜；对于学问的态度是脑袋里要有，嘴巴上要没有，如此则免遭非议，水到渠成，实至名归，自助助人，功德圆满。」

这样的人生智能是缘于东初老人对现实的认识，进而不为现实所惑而运用现实。这一点佛教教育工作者张曼涛居士说得最透彻，他在〈悼东初法师〉一文中就指出：「实际上，他有看透了这现实一面的表现，也有他赞赏现实一面的表现，所以他善于做事、理财又善于弘法利生。」
即因老人能看穿现实，对于入世、出世的外相均不执著，所以才能充分运用现实来弘法利生，也不会流于自了汉的修行。

所以，对于生活在梦幻现实的人们，东初老人经常以「做大梦」这句口头禅来揭穿，譬如有一次乐观法师与老人谈到当时台湾很多青年僧尼都急于赴美国弘法，对此老人便评了一句「做大梦」。他说：「要向外国人弘法，必须要有英语、英文知识，试问：这些年来，去美国的那些阿弥陀佛们，其中有几位是具备这二个条件的？」又说：「我不反对去美国弘法，只是不赞成那些聋子、瞎子、哑子去美国出呆相。」

东初老人的见解实际，促使人直接面对问题，但因他总是直言不讳，有时的确让人承受不了，因此得罪许多人而觉得他不易相处。

圣严师父就曾说过：「（他）对教内不平之事，教我用笔名出面声讨，我则觉得那是多管闲事，犯不著的。他老人家却说：『大家不管闲事的话，佛教界岂非黑白不分了吗？』」可知其不近 　人情是在于看破人情，而背后更是满怀护教的热忱。


谆嘱弟子多结人缘，自立当家

东初老人真诚果敢的行事作风也表现在对弟子的教导方面，老人对于青年才俊一律十分爱惜，不论是否是自己的弟子，均会给予鼓励甚至金援，但仍是给其所当给，即如煮云法师所说：「老人的脾气是很强的，他不想给你，你怎样也要不到；如果他要给你，任你如何推，也得收下。对子孙也是这样，你有办法，他就不管。总之，老人是不做锦上添花的事。」

又譬如东初老人明知圣严师父的兴趣是在读书、写作，但却经常耳提面命要他多做事：「你已三十多岁，正是做事成就人的时代。」又说：「你的智能已够应付得过，就是福报差点，要多做事，多培福泽。」表面上看起来，好象是东初老人不顾弟子而一昧主张，但其实这是出于一种慈悲。老人基于自己对世事的洞见及对弟子的了解，针对弟子的问题应机而教。

总括来说，东初老人希望弟子们要做复兴佛教的实行者而非理论家，因他「深觉宗教存在的价值只是精神热忱（意志、愿心在内），不在学术文化。

尽管释尊说了三藏十二部经典，但其重心仍然在道──精神。」因此，当圣严师父要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时，老人即写信给师父：「汝当做大宗教家，切勿为宗教学者。」师父不但将这二句话悬于他的宿舍，甚至今天在创办僧伽大学总时，也以培养学僧宗教师的精神为最大的目标。

另外，东初老人最强调的是自立更生的能力，在圣严师父二次出家的那天，老人就曾对师父说：「当好自己个人的家，便能当一个寺院的家，能当一个寺院的家，就可以当天下众人的家了。」其对弟子的经济教育，就在「自力更生」四个字。

圣严师父曾诠释道：「东初老人养育子弟采用的是『养蜂』的方法，而不是『养金丝雀』的方法；『养蜂』是使蜜蜂自行去采花粉，酿蜜以利人食；『养金丝雀』则供给食料，而使金丝雀失去向自然界寻生活的能力。老人要子弟自行设法解决自己的问题，唯有必要时，方予援助；正如蜜蜂在其能力所飞达的范围内无花粉可采之际，蜂农便带著蜂箱，远适他乡有花之地。老人以为接受布施与布施给人，皆是结缘；以培植自己的缘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是最可靠，也最亲切的。老一代有其因缘，小的一代亦必有其因缘。训练我们培养自己的善缘，亦正是训练我们了解善缘之可贵，助缘之不易。」

而这样的教育方式对弟子来说或许很辛苦，但个人的收获却最大，对此圣师父亦多有所感：「他要我多做事，使我学会了做事的原则，而且事无论钜，均愿亲自来做，所以端不起做大法师或大和尚的架子。他要我当好自己人的家，所以我学会了不向任何人借钱，但却每每都在绝处逢生，未被金钱住。我想做事想达到的目的，也都一一完成。」

可见东初老人给予弟子的虽不是立即的实质帮助，但在寻找出路的过程中却开发出无穷的力、体会佛法的真神，所以给弟子的永远的宝藏，其方是创造而不是形塑身为东初老人弟的圣严师父，无论思想与精神层面都到老人佷大的影响虽因个人的气质生不同，作风自然有不同，但做为事业向的思想及行事动的精神，却不得不说受到老人很大的启发。

东初老人对圣严师父最重要的影响莫过于精神上的启发，此精神可分二个部分，第一即是简单朴实的农禅家风与自立更生的精神；第二则是无私奉献的宗教家精神。这二样精神，在老人的耳提面命下深深印入师父的人格中，而师父在教育弟子时，也不断强调这二种精神。


弘化事业与精神的传承

东初老人的一生为法为教，无须臾片刻不为佛教的前途思考。1977年12月15日下午五点，老人一如往常用晚餐，仅吩咐侍者翌日早上不用为他准备早点，用餐后沐浴即登楼回方丈室休息；等他的皈依弟子王小芳上楼准备向老人请益时，才发现老人已端坐在沙发上去世了，其间不过数分钟的时间。生死之间如此云淡风清，足见老人修行之力。

综观东初老人一生的建树，在于文化、教育、慈善三方面，而今圣严师父除继承老人的遗志外，并与时俱进有了许多创新，例如《人生》杂志从报纸型改为杂志型，且几经改版；中华佛学研究所的创立也可说是继承老人创立佛教史研究所的愿心，《大藏经》如今已迈入数码化的阶段，提供全文检索查询，不仅得以更为准确、完善地保存经典，更有助于佛学的传播与研究；老人创建的中华佛教文化馆将成立「生活禅影像馆」，运用现代科技展现佛教文化；老人于1956年开办每年一度的冬令救济，至今未曾停止过。如今法鼓山的创建，即可　说是老人精神的全部展现。

虽说东初老人已于1977年离世，但其传承的弘法事业及精神却不停地成长，而这个延续不仅在圣严师父身上，也在每一个弟子、每一个佛教徒身上。今人于回溯整个佛教史的长河，感受其湮漫壮丽之际，毋忘细目定睛看去──其中，是前人一言一行的夙昔典型，是所有佛子的虔敬之心，由致涓滴而成，使得法流清净、法脉不断。（文／齐秀玲）

摘自　法鼓山年监总论　1989~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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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初老人大事年表

年 份	事 件 内 容
1907	生于江苏省泰县曲塘镇
1920	依江苏姜堰镇观音庵静禅老和尚披剃
1928	赴镇江竹林佛学院求学
1929	于宝华山隆昌寺受具足戒
1930	辞师参方，先至安徽九华山，入寄尘上人主持的佛学院修学；旋入厦门太虚大师创办 的闽南佛学院就读
1933	自闽南佛学院毕业，返回上海
1934	入常州天宁寺，亲近证莲老和尚习禅及丛林规矩半年，禅定工夫根植于此
1935	与雪烦法师同受焦山定慧寺曹洞宗智光老和尚付法，任监院
1946	继任定慧寺方丈，兼焦山佛学院院长，并发行《中流》月刊
1948	退方丈职，游化京、沪各地
1949 1月	中国大陆沦陷前夕，携「中国佛教会」牌坊来台，驻锡于北投法藏寺。5月，创办《人生》杂志。9月，于台北善导寺筹组「中国佛教会驻台办事处」，《人生》杂志因而停刊
1950 1月	《人生》杂志复刊。4月，《人生》杂志再次停刊。腊月，省察弘化因缘，决志于佛诞日在北投法藏寺掩关三年。 1951 2月，《人生》杂志复刊
1955 2月	于北投光明路兴建「中华佛教文化馆」，并组织「印藏委员会」，发起影印《大正藏》
1956 4月	文化馆举行落成典礼，任馆长一职。7月，原以北投法藏寺为发行所的《人生》杂志，迁移至文化馆。冬，本年起，开始举办冬令救济活动
1960 1月	正式为圣严师父剃度，并由师父接掌《人生》杂志主编。8月，《大正藏》印行出版。11月，于文化馆启建「印藏纪念馆」
1961 4月	「印藏纪念馆」落成。11月，《人生》杂志因圣严师父南下高雄美浓朝元寺掩关自修而停刊
1965 7月	创办《佛教文化》季刊，成立「《民国高僧传》编纂委员会」
1968	出版《中印佛教交通史》
1969	为撰《中日佛教交通史》，赴日搜集资料
1970 2月	出版《中日佛教交通史》
1971	前往印度巡礼佛陀圣迹，并携带总统蒋公亲书「玄奘寺」寺额至印度赠悟谦法师。 归途中，并访问泰国、印尼、新加坡、香港等地
1974 9月	出版《中国佛教近代史》
1976	受美国佛教会邀请，赴美国弘法，访问美国新兴的道场，并宣慰各地侨胞信徒
1977	创设「佛教文化奖学金」，鼓励青年僧尼奋发，不仅须努力于佛学的修习，也要充实 世学，方可承当国际弘化重任。12月15日示寂，世寿70岁。同月21日荼毘，得舍利数百颗

摘自 法鼓山年监总论 1989~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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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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